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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仗全歼敌军并枪毙敌旅长事后中央批评:杀错了是自己人

发布时间: 2022-05-22?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admin

  1935年初,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九间房战斗中,全歼敌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警备第3旅。但是事后才知道,这个旅竟是一支由地下党员掌握的武装。

  1922年,陕西靖国军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中败北,靖国军将领杨虎城被迫将其部下接受改编后缩编为一个团,他本人则通电“下野”暂时离开部队。在陕西赋闲期间,杨虎城结识了中共党员南汉宸、魏野畴。在他们的建议下,杨虎城意识到想要在军阀混战中出人头地,就要大量培养忠于自己的基层军官。杨虎城于是在安边县开办教导队,并聘请保定军校毕业生赵寿山、段象武等人担任教官。

  教导队最初只招收120人,后被扩编为一个500多人的教导营,教导营中的学员日后都成为杨虎城军队中的中下级骨干,其中就包括地下党员张汉民、解放军中将孔从洲等人。杨虎城对张汉民的才干极为欣赏,任命他为警卫团长。张汉民趁机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,并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了一批员担任警卫团的营连长。

  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,张汉民曾派人与方面军总部取得联系,提出要带领警卫团起义,但是有关领导认为张汉民还是维持现状更好,可以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,掩护川陕苏区后方的安全。在张汉民的改造下,到1934年底,整个警卫团的2000多名官兵中,员就有200多名,全团16个步兵连有10个建立了党支部,完全成为一支白皮红心的武装。

  杨虎城并非不清楚张汉民的背景,他手下的反动军官也曾多次要求把张汉民解决掉。杨虎城之所以信任张汉民,也是需要用他和红军打交道,保存自身实力。杨虎城统治下的陕西,南北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,此外还先后三次遭红军大队人马过境,张汉民虽经常给红军游击队暗中施以援手,但是至少能够明面上维持第十七路军的统治,使得双方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。

  1935年2月,警卫团扩编为警备3旅,张汉民仍任旅长。这时红二十五军已由鄂豫皖地区转移至陕东南地区,并开始着手建立鄂陕革命根据地。3月10日,红25军在华阳县歼灭警备2旅,在当地开辟游击区后胜利东返,杨虎城命驻扎在柞水县的警备第3旅就近堵截追击。

  张汉民接到任务以后,率领警备3旅第7、9团,从柞水县开始,一路尾随红二十五军。为了避免发生误会,下令部队与红军始终保持一天的路程,张汉民还派出地下党员张明远,去和红二十五军联系。张明远,毕业于陕西甲种商业学校,曾先后在洪湖红二军团、陕北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工作过,后被陕南特委安排到警备3旅。

 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、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对张明远的到来还是很重视的,亲自接见他,并向他调查张汉民的历史问题。张明远在警备3旅其实也才工作一年,对张汉民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,只好交代他能从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:红四方面军西征路过子午镇时,张汉民俘虏了六百多红军掉队人员。虽然这只是宣传数字,但是已经在吴焕先心中留下不好印象。

  尽管如此,吴焕先、戴季英还是和张明远达成互不侵犯协议,联络口号是“瞄不准不打”。不过吴焕先还是决定再考验一下张汉民,向他提出要提供电台、医药和地图上的帮助,并要求警备3旅与红二十五军的距离再拉远些。对于地图,张汉民很快就派人送来,但电台和医药暂时紧缺,他只能命地下党员王超北去上海、西安购买。

  张明远携地图第二次来到红二十五军,与他同来的还有红四方面军驻警备3旅代表老傅,和地下党员岳子涛、张凯等。但吴焕先提出的要求是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,张明远送来的却是河南省卢氏县和灵宝县的地图,加上其他条件没有满足,警备3旅依然紧紧跟着红二十五军,更加深了吴焕先等人的怀疑。

  虽然之前与警备3旅达成停战协议,但红二十五军一路上对对方也不敢大意,一直保持备战状态。4月初,部队眼看就要进入鄂陕革命根据地所在的蓝田县葛牌镇,但警备3旅仍紧紧跟在红二十五军屁股后面。自离开华阳游击区后,红二十五军都没得到休整,战士们意见很大,都表示要尽快打掉这股追尾之敌,吴焕先等考虑再三后终于同意。

  九间房镇(今属柞水县)邻近葛牌镇,这里地势险要、丛林密布、道路狭窄,是适合伏击的理想之敌。红二十五军曾在这里伏击过第42师126旅柳彦彪部,不过由于没有及时占领道路旁的小高地,导致未能全歼敌人。徐海东和吴焕先这次吸引了上次的教训,在大小高地上都设置了伏兵,就等着警备3旅上钩。

  为了诱敌深入,红二十五军还在一路上布置了许多便衣侦查员,他们化装为小商小贩和放牛娃,零零散散布置于道路旁,好引诱对方上钩。担任警备3旅前卫的第9团团长、黄埔一期生阎揆要感觉不对劲,向张汉民报告:“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,前面道路似有埋伏,建议部队就地宿营,以免误会。”张认为双方既然已经有停战协定,就没当回事。

  1935年4月9日,警备3旅进入九间房镇的山沟,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,张汉民亲自带着阎揆要的第9团走在前面,团长曹伯箴带领第7团断后。张汉民询问路边打柴人:“红军啥时候过去的?”这些实为红军侦查员的打柴人答道:“已经抵达葛牌镇了。”张汉民便放心地下令部队继续前进。

  下午一点,红二十五军突然以猛烈的轻机枪火力从第7团后方发起袭击,警备3旅顿时大乱,张汉民吸取上次第126旅的反伏击经验,亲自带领部队冲上路旁高地,想抢占制高点。冲到半山腰,早已埋伏在山上的红军战士一面高喊;“缴械每人发三块大洋。”一面把轻机枪子弹、手榴弹一股脑倾泻下来,大部分警备3旅士兵顿时非死即降。

  交战之初,张汉民曾高喊:“不要打了,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。”可惜双方已经杀红眼,如何停得下来?张汉民只好收拢起一个营的兵力,依托山腰上的岩石和丛林,集中火力反击红军,给红军造成了不小伤亡。最后双方士兵甚至展开肉搏,地下党员张明远也在战斗中牺牲。打到下午四点,战斗基本结束,张汉民带着卫士五六人企图跳崖逃脱,结果被红军战士詹大南跟上活捉。

  九间房一战,警备3旅的第7、9团基本被全歼,除旅长张汉民被俘外,第7团团长曹伯箴左臂被断,躲在死人堆里逃过搜查,第9团团长阎揆要率残部逃脱。红军共俘虏军1000余人,缴获长短枪1000支,机枪驳壳枪300支,只可惜无线电台被红军战士砸坏,吴焕先为此生气得训斥他们是“土包子”。此战红军自身也伤亡200余人,其中阵亡100余人。

  张汉民被俘后马上要求见军长徐海东,徐海东听了笑道:“我捉你张汉民,还是你张汉民捉我?”张汉民随后直接自报家门,吴焕先想了想,对其他俘虏喊道:“还有谁是地下党?”于是又有20多人站了出来,他们和张汉民都被扣下。同被扣留的还有俘虏中的军医、机枪射手和无线电员,其他俘虏则都被释放,只有20人自愿留下来加入红军。

  吴焕先对张汉民等20余人分别审问,据戴季英回忆,这20人中有一个叫阎赫的陕北人,是张汉民的副官。他在审讯中招供,称张汉民是叛徒,其目的是要赶走红25军,赶不走就打掉。叛徒说法并非毫无根据,张汉民1928年被逮捕后曾,打入第十七路军后才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。尽管如此,陕西省委对他也不是很信任,阎赫的看法可能来自陕西省委。

  这时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军委代表汪峰也找到红二十五军,愿意证明张汉民的身份,吴焕先等对汪峰的说法也不敢完全信任,只是将其暂时扣留。为了确认张汉民的真实身份,吴焕先便让张汉民派人去找自己的联系人写一份证明文件,之后张汉民都被戴着黑色头套跟随红军活动。

  张汉民是陕西省委单线联系发展,想找人写出这份证明谈何容易?就这样一个月后,由于张汉民始终拿不出这份证明,再加上军情紧急,书记徐宝珊最终决定将张汉民处决。不得不说,在革命年代紧张的对敌斗争氛围中,造成这样的误会是非常遗憾。事后中央也多次就歼灭警备3旅和错杀张汉民一事,批评红二十五军有关领导,并在1945年中共七大将张汉民列入《死难烈士英名录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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